阿黄是被饿醒的。
准确地说,不是饿,是一种习惯性的清醒。七年来,每天清晨六点一刻,老李的拖鞋会蹭过地板,然后是搪瓷碗放在水泥地上的声响——"当"的一声,轻的,老李怕吵醒它,总是把碗放得很轻。接着是倒粥的声音,稀里哗啦,米汤溅在碗壁上。最后是老李的声音,沙哑的,带着刚睡醒的鼻音:"阿黄,吃饭。"
现在没有碗响。没有倒粥声。没有那个声音。
阿黄睁开眼,藤椅下面的光线已经从昨天的那条金线变成了更淡的灰白。天还没全亮,窗户玻璃上蒙着一层霜雾,外面的世界模模糊糊的,像隔了一层磨砂纸。
它慢慢翻了个身。后腿关节咔嗒响了一声,像老旧的门铰链。它站起来,前腿先撑地,后腿跟上,身体晃了一下才稳住。它走到门口,鼻子凑到门缝底下,嗅了嗅。
外面有王婶家的粥味。小米粥,甜的,混着一点红枣的气味。王婶每天早上六点煮粥,七年来阿黄闻了七年,闭着眼睛都能分辨出来。以前老李也喝小米粥,但老李的粥里不放红枣,放一小撮盐。老李说咸粥养人,甜粥是娘们儿喝的。阿黄不管咸甜,它只管粥里最稠的那几口——老李每次都会用勺子捞起最稠的部分,连米带汤放在搪瓷盘里推到它面前。
搪瓷盘还在门后面靠着墙。白底蓝边,边上磕掉了一块瓷,露出里面黑色的铁皮。盘底有一圈褐色的粥渍,洗不掉了,像一-轮-干涸的月亮。
阿黄走到盘子跟前,低头闻了闻。什么味道都没有了。它用鼻子拱了拱盘子,盘子在地板上滑了一寸,撞到墙根,发出一声闷响。
它退回来,趴在盘子旁边,下巴搁在前爪上,看着那扇门。
门是老式的铁皮门,刷了三层绿漆,最外面那层已经起皮了,露出底下暗红色的底漆。门把手上缠着一圈布条——老李冬天怕冷,手裂口子,握铁门把手会疼,就用旧布条缠了一圈。布条上还有老李掌纹的印子,油亮的,是手汗浸出来的。
阿黄盯着门把手看了很久。
它记得老李最后一次出门的样子。那天下午,老李换了件干净的灰色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,头发用梳子沾水抿过,一丝不乱。他蹲下来摸了摸阿黄的头,手比平时凉。"阿黄,我去医院看看,你在家乖乖的。"阿黄不知道"医院"是什么,但它从老李的声音里听出了一种不一样的东西——不是咳嗽后的虚弱,是一种很轻的、像叶子快要落下来之前的那种轻。老李站起来,走到门口,钥匙碰锁眼,叮当一声,门开了,老李走出去,回过头看了它一眼。就一眼。然后门关上了,铰链发出那声短促的"吱嘎"。
那是阿黄最后一次看见老李的脸。
那天晚上老李没有回来。第二天也没有。第三天,王婶来敲门,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。门被打开了,白大褂的人进来,看了看阿黄,又看了看屋里,其中一个说:"这狗怎么办?"另一个说:"先留着吧,等通知。"
通知没有来。
阿黄等了三天,以为老李会回来拿他的药——床头柜上那瓶棕色药片还在,瓶盖拧得紧紧的,标签上的字阿黄不认识,但老李每天吃三颗,早中晚各一颗,用热水送服,吃完会咂咂嘴,说苦。药瓶旁边有一张皱巴巴的处方单,上面的字像蚂蚁爬的,阿黄闻过那张纸,上面有老李的气味和墨水的味道。
药瓶里还剩十七颗药。阿黄数过——不是真的数,是每次用鼻子拱一下瓶子,瓶子滚一圈,它就闻一次。十七次之后,药瓶滚到了墙角,不动了。
它不再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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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九点多,王婶来了。
她的脚步声阿黄早就认熟了。拖鞋,塑料的,踩在水泥台阶上"踢踏踢踏"的,比老李的拖鞋声轻,但频率快,老李一步她要一步半。阿黄听见她走到门口,然后是钥匙碰锁眼的声音——王婶有老李留下的备用钥匙,老李走后她来过好几次,开门进来喂水、打扫、给阿黄梳毛。
门锁响了一声,门开了。
冷空气涌进来,带着外面的霜味和王婶身上的油烟味。阿黄没有像以前那样冲过去。它趴在藤椅下面,只把头探出来,看着王婶。
王婶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,里面是半块烙饼和一碗温水。她弯腰把烙饼放在搪瓷盘里,把水碗添满,然后直起腰,叹了口气。
"阿黄,你又瘦了。"
她蹲下来,伸出手。阿黄没有躲,但也没有凑过去。它让王婶的手落在头顶上,粗糙的手指顺着它的背毛捋了两下。王婶的手和老李的不一样——老李的手是糙的,但糙得有温度,像砂纸裹着热水。王婶的手是软的,像棉花泡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