抄到“环境温度”那一栏的时候，她停了。

松枝划线笔在纸面上悬了两秒。

实际环境温度是9.8°C。她写了11.8°C。

偏移两度。

苏晚把牛皮纸折好，塞进一个旧信封。信封封口用搪瓷杯底蘸了泥水压了一下当封蜡。信封交给李铁柱，李铁柱骑了半天的路送到吴维钧指定的联络点。

谢长峥在棚屋另一头擦驳壳枪。他没抬头。

苏晚从帐篷走到棚屋门口，把木板表格递过去。上面的原始数据写着9.8°C。

谢长峥接了。扫了一眼温度那栏。然后看了苏晚一眼。

苏晚的手指在裤缝上敲了一下。

谢长峥的铅笔头转了半圈，继续擦枪。

从头到尾两个人没多说一个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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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军扫荡力度在第三周忽然加码。一支约六十人的步兵中队在营地周边十公里范围内转了三天。搜索路线拉成梳子齿，每条齿之间的间距不到八百米。

谢长峥下令化整为零。

五十三个人拆成七组。每组不超过八人。分散到预设的七个隐蔽点蹲着。弹药带不了太多，每人分到手里的够打一次短促遭遇战。吃的更少——每人两天的干粮。

苏晚和谢长峥在同一组。加上马奎和李铁柱，一共七个人。

藏身点在一条干涸的暗河床底下。河床上面盖着半米厚的碎石和枯枝，人钻进去之后从外面看跟一段塌方的河堤没区别。

七个人挤在三米长、两米宽的空间里。头上是碎石，脚底是潮湿的河床沙砾。直不起腰。

谢长峥靠着河壁坐着，木棍横放在腿上。腹部那圈纱布在狭窄的空间里被石头顶着，他每隔几分钟就得换一个角度。

苏晚蹲在他右侧。毛瑟步枪裹着油纸竖在身边，枪口朝下。蔡司镜盖扣着。驳壳枪别在腰后。

第二天下午。日军的搜索队从头顶经过。

军靴踩碎石的声音从河床上方传下来。杂乱的。至少七八个人。有人在说话——日语，听不清内容。

苏晚把呼吸频率压到每分钟六次。中指搁在驳壳枪扳机护圈外面。

马奎蹲在最里面，嘴咬着拳头，另一只手按在大刀的刀柄上。刀鞘被他用布条缠了三层，防止金属碰石头出声。

头顶的脚步声持续了大概四分钟。然后越来越远了。

七个人在暗河床里蹲了六十三个小时。

零伤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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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锁期最后一天，周德厚的联络员从南面绕进来。瘦汉子浑身泥浆，右手那半截断指上沾着血——路上蹭的。

他带了两份东西。

第一份是日军通讯截获。油印的，字糊了一半。苏晚在松脂灯下看了一遍，手指停在了一个位置。

一个新代号。

“蜂后”。

不是“毒蜂”序列里的编号。苏晚见过“毒蜂一号”“毒蜂二号”——那些是战术层面的特工代号。

“蜂后”是独立的。级别更高。通讯记录里出现的上下文指向一个对“毒蜂”小组有指挥权限的角色。

苏晚的拇指在这两个字底下按了一下。

白衣女人。代号“蛾”。擅长药物控制和心理暗示。上次出现是在矿道和帐篷区。

“蛾”升级成“蜂后”？

她把通讯截获翻过来。背面是空白。苏晚从铁盒里翻出渡边的编制表，和通讯截获放在一起比对。

编制表上的“蛾”是第二号。“蜂后”不在编制表里——这个代号是在编制表形成之后才出现的。

要么是新增的角色，要么是“蛾”换了壳。

苏晚把两份纸叠在一起，塞进铁盒。

第二份消息比纸面上的东西重得多。

联络员压着嗓子，嘴贴着苏晚的耳朵讲的。

“长沙那边有人在传一个说法。说你母亲苏蕙兰，早年跟日本人渡边清一有过私情。不是学术通信那种——是私人关系。1927年以前的事。”

苏晚的手指攥紧了步枪护木。

指关节发白。

护木的木纹在指腹底下硌出一道棱。

“谁传的？”

联络员摇头。“不知道源头。周老板说这个消息是从国军情报系统内部流出来的，不是日本人那边直接放的——有人在咱们自己人中间散。”

苏晚松开护木。手指上留了一道红印。

她蹲在灯底下没说话。

联络员走了之后，马奎从棚屋另一头蹭过来。他大概听到了——联络员压嗓子的本事不如他以为的那么好。

“谁他妈嚼舌头——”

“渡边。”

马奎的嘴合上了。

苏晚把松枝划线笔从裤兜里抽出来，在膝盖上转了两圈。

“他打不到我，就打我的名声。如果''苏蕙兰通敌''这个帽子扣下来——”

她没往下说。

马奎替她说了。“''战区之眼''的委任状就废了。长官部要是信了这玩意儿，你的编制、你的权限、你那把枪——全得收回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