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一年春天，于凤至去世后的第二年，孙参谋仍然每天准时走进基金会的档案室。

他七十多岁了，头发全白，背也有些驼，但走路的步子还是跟当年在军需处当参谋时一样快，脚跟落地稳当，像每一步都踩在拍子上。

档案室在走廊最尽头，旁边就是陈列室，推开窗户能看见哈德逊河上的渡轮缓缓驶出港口。窗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，是从于凤至办公室里搬过来的，叶子墨绿油亮，每年春天都开花。

他每天早上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给君子兰浇水，水温不能太凉，要在壶里放一放，放到室温再浇——这是于凤至教他的，她说君子兰不娇气，给点水就活，但水太凉会伤根。

他把铁柜子里的档案一份一份拿出来，按年份、按项目、按经手人重新编号。

于凤至在奉天时期的手写账本——纸张已经泛黄发脆，边角轻轻一碰就碎了一小块，他就用透明胶带从背面小心补好，补完之后用铅笔在胶带边上标注修补日期。

军需采购单——每一张都有申请、审批、验收三个签字，有些签字的人已经不在了，赵鸿飞殉国在华北，谢苗诺夫死在关东军监狱里，程师傅在奉天开铁匠铺直到去世，但他们的字迹还在，横平竖直，一笔不苟。

铁路改线图——铅笔画的线还清清楚楚，从奉天到哈尔滨，绕过满铁控制区，接上中东铁路直达海参崴，每一条线都标注了里程和坡度，有些数字旁边还有于凤至用红笔写的批注：“此段坡度不宜重载，需设辅助牵引站。”

评审小组的会议记录——最早的几份是用毛笔写的，后来改用钢笔，最后几份用的是圆珠笔，记录的笔迹换了三个人，但每一次会议纪要的末尾都有一行同样的字：本次会议决议经评审小组全体签字生效。

他把这些档案按编号归档，每一份都附了备注卡，写着经手人、日期、存放位置。铁柜子里的档案从地上堆到天花板，他每天整理一箱，不急不忙。

有人问他为什么放着退休清福不享，天天泡在旧纸堆里，他头也没抬：“少夫人走之前交代过，铁柜子里的档案一份都不能乱。她说这些档案不是她的私人物品，是基金会的一部分——每一份都按规矩归档，以后谁来看都能按编号查到。我答应过她，档案整理完之前我不退休。她把这个任务交给我，不是因为我比别人闲，是因为这些档案里的每一张纸我都见过——每一张纸上的每一个签字，我都在旁边。”

那年秋天，一位华人报纸的记者来基金会做专访，想了解于凤至的生平。闾珣安排孙参谋接受采访。采访在档案室隔壁的小会客室进行，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正在缓缓驶出港口，汽笛声穿过玻璃窗传进来。

记者问了很多问题——于凤至在奉天怎么管军需，在华尔街怎么做投资，在基金会怎么定规矩。孙参谋一一作答，说话不快，但每个问题都回答得清清楚楚，跟当年在军需处汇报物资调度时一模一样——什么物资、多少数量、在哪个仓库、由谁签字出库。

最后记者合上笔记本，问了一个问题：“孙先生，您跟于凤至女士共事几十年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”

孙参谋沉默了一会儿。他转头看着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，河面上碎着午后的阳光，金红金红的。渡轮正在靠岸，汽笛声又响了一下，比刚才更近。

“少夫人活成了一杆秤。秤砣压在哪头，就在哪头服众。”

记者低头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，然后又抬起头：“您能具体说说这杆秤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