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资治通鉴》对此有着明确记载：“隋末丧乱，豪杰并起，拥众据地，自相雄长；唐兴，相帅来归，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，由是州县之数，倍于开皇、大业之间。”隋末天下大乱，各地豪强群雄割据，拥兵自重；李唐王朝建立之初，为安抚归降的割据势力，唐高祖李渊不得不大量增设州县，封赏归降部属，导致唐初州县数量远超隋代开皇、大业年间，形成了“民少吏多”的畸形局面——百姓户数锐减，而地方官吏成倍增多，行政开支剧增，民众赋税压力陡增，地方政务更是效率低下、乱象丛生。

针对这一沉疴积弊，李世民果断采取“大加并省”的强硬措施，全面取消郡一级行政机构，彻底裁撤冗余的郡级官吏，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州、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。经过全面精简整合，到贞观十四年（640年），全国地方行政建制最终稳定为州府360个，县1557个，地方行政机构与官吏数量大幅缩减。

地方行政的精简，带来了多重积极效益：一方面，直接减少了国家各级行政开支，缩减了地方财政的俸禄、办公支出，进而减轻了底层百姓的徭役与赋税负担，让民众得以休养生息；另一方面，扁平化的行政层级，省去了郡一级的中转环节，让中央政令能够更快传达至州县，地方民情也能更顺畅上报朝廷，大幅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政务处理效率，强化了地方治理能力。

在精简地方机构、重构行政层级的基础上，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政权的直接管控与监督，避免地方势力割据坐大，李世民又于贞观元年（627年），依据全国山川地理形势、交通区位与地方治理格局，将天下划分为十道，相当于十个中央直属的监察区域，分别为：一曰关内道，二曰河南道，三曰河东道，四曰河北道，五曰山南道，六曰陇右道，七曰淮南道，八曰江南道，九曰剑南道，十曰岭南道。

这十大监察区的设立，核心目的并非划分行政区域，而是搭建中央对地方的常态化监督体系，强化中央对地方州县的垂直管控。十道划定之后，中央朝廷会根据地方治理情况，不定期选派黜陟大使、巡察使、按察使、观察使等中央官员，作为朝廷特使分赴各道，巡省天下州县。

这些中央特派官员，肩负着明确的监察职责：深入地方民间，考察各地风俗教化得失、核查地方政务刑狱是否严苛弊乱、督查州县官吏履职情况；全面考核地方官吏的政绩优劣、清廉与否，并将考核结果直接上报中央，作为地方官吏任免、升降、赏罚的核心依据。通过这种不定期、常态化的地方监察机制，中央朝廷得以实时掌握地方治理实情，及时纠治地方吏治乱象、罢免贪庸官吏、提拔贤能良吏，彻底打破了地方政权的封闭治理格局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控力、约束力得到进一步强化，彻底杜绝了地方割据隐患，稳固了大唐大一统的统治格局。

唐太宗李世民推行的中央精简官员、地方重构行政层级、设立道级监察体系等一系列举措，直击唐初行政制度的沉疴弊端，既实现了减冗员、提效率、节财政、轻民负的治理目标，又强化了中央集权，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，为贞观年间政治清明、社会安定、经济复苏的盛世局面，奠定了坚实的行政制度基础，也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精简机构、优化治理的典范之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