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中，清河茌平人士马周的发迹，便是李世民从民间选拔人才的最典型事例。马周自幼孤苦贫寒，却一心向学，尤其精通《诗经》《左传》等儒家经典，只因性情洒脱、不拘小节，不被州里的乡绅权贵所敬重，空有一身才学却无处施展。后来，马周辗转来到京师长安，机缘巧合下借住在中郎将常何的家中。贞观三年，太宗下令让朝廷百官上书直言朝政得失、建言献策，常何身为一介武夫，不通文墨、无从下笔，便恳请家中做客的马周代笔撰写奏疏。马周一挥而就，在奏疏中陈述二十余条治国建议，条条切中时弊、契合治国需求。

这份奏疏呈递到太宗面前后，李世民一眼便发现奏疏论述周全、见解独到，事事都契合自己的治国理念与朝堂实际需求。他心中大为诧异，深知常何是武将出身，并无这般治国谋略与文字功底，当即召来常何询问缘由。常何如实回禀：“此非臣所能，家客马周具草也。每与臣言，未尝不以忠孝为意。”李世民闻言后，瞬间意识到这是一位埋没民间的大才，当即下令召见马周，因求贤心切，还接连数次派人催促。马周入宫觐见后，李世民与他促膝长谈，对其才学见识、家国情怀极为赏识，当即下令让他入职门下省。贞观六年，马周被正式授予监察御史一职，奉命出使各地，办事处处符合太宗心意，此后一路升迁，成为贞观一朝不可或缺的朝廷重臣。李世民发现并破格重用马周的事迹，充分印证了他始终留心从布衣平民中发掘、选拔人才的执政理念，而他先后发布的《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》等多道求贤诏书，更是从制度层面，为民间人才的选拔提供了坚实保障。

李世民选拔任用官员，从来不会局限于跟随自己多年的心腹故旧，而是坚持新故并用、兼容并蓄，更能做到不计前嫌、“弃怨用才”，展现出一代明君的宽广胸襟。其中，魏徵的任用便是最为典型、最广为流传的事例。魏徵原本是太子李建成府中的核心谋士，官拜太子洗马，早年曾多次劝说李建成提前防范、铲除李世民，是李世民争夺皇权路上的核心对手。玄武门之变后，李世民平定太子党羽，却并未清算魏徵，反而被其刚正不阿的品性与过人的才学所折服，不计前嫌将其纳入麾下，给予充分的信任与重用。而魏徵也感念太宗的知遇之恩，一生直言进谏，成为辅佐太宗开创贞观盛世的一代名相，成就了一段君臣相知的千古美谈。

在坚持唯才是举的同时，李世民始终把德行操守作为选拔官员的核心标准，坚决杜绝有才无德之人混迹官场。贞观十一年（公元637年），他在《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》中着重强调：“或识达公方，学综今古，廉洁正直，可以经国佐时；或孝悌惇笃，节义昭显，始终不移，可以敦风励俗；或儒术通明，学堪师范；或文章秀异，才足著述；并宜荐举，具以名闻。”这道求贤诏书，明确提出被荐举的人才必须做到才行俱兼、德才兼备，尤其着重强调了被举荐者需具备“廉洁正直”“孝悌惇笃”“节义昭显”等优良德行，能够以身作则、敦化民风、引领社会风尚。

为了将才行俱兼的用人标准落到实处，李世民专门下令让有关部门制定完善的“考课之法”，创立“四善”“二十七最”的官员考核标准，以此作为官员升降、任免的核心依据。所谓“四善”，是对官员德行操守的统一要求，具体为：一曰德义有闻，二曰清慎明著，三曰公平可称，四曰恪勤匪懈，从品德、操守、处事、履职四个方面，对官员提出了基本道德规范；所谓“二十七最”，则是针对朝廷二十七个不同机构、不同官职，制定的具体办事称职准则，精准贴合各部门职责，考核官员的专业能力。由此可见，李世民推行的“考课之法”，始终牢牢坚持“才行俱兼”、德才并重的核心原则，从制度上规范了官员的选拔与管理。

此外，李世民还虚心采纳了侍御史马周提出的治国建议，格外重视对地方刺史官员的选择、任命与日常考核。他深知，地方刺史是连接朝廷与百姓的关键纽带，是治理一方百姓、推行朝廷政令的核心力量，地方吏治的好坏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民心的向背。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，他在与身边侍臣畅谈治国之道时坦言：“我经常夜里思考百姓的生计与地方治理之事，以至于辗转反侧、半夜都无法入睡，唯独担心各地都督、刺史不能尽心尽责、好好治理百姓，让百姓受苦。”为此，他特意在寝宫的屏风上，逐一记录下所有都督、刺史的姓名，平日里坐卧之时，都会时时翻看、思索他们的政绩与品行，只要这些地方官员做出惠及百姓、有益于地方的善事，他便会一一记录在姓名旁，作为日后考核升迁的重要依据。

为了坚守才行俱兼的用人原则，李世民始终坚持不重用才优而行薄之人，许敬宗便是最典型的例子。许敬宗文采出众、擅长文章辞赋，武德年间便被召补为秦府学士，深得太宗赏识其文采。然而，许敬宗虽有过人之才，却德行有亏、品行不端，因此在贞观一朝，他为官三十年，职位始终不过是列曹尹，并无实权；而马周、刘洎等出身寒门、品行端正、德才兼备之人，从白身起步，短短六七年间，便一路升迁至宰相之位。

究其缘由，许敬宗的文学才华固然出众，马周、刘洎二人虽在文采上无法超越他，但太宗对二人的信任重用与对许敬宗的疏远，根本原因在于许敬宗才华横溢却品行浅薄、德行不堪大任。据《旧唐书·许敬宗传》记载，许敬宗一生贪慕名利、品行不端，是典型的才优而行薄之人。即便后来太宗亲自东征高句丽，许敬宗在驻跸山大捷之时，立于马前奉旨草拟诏书，文辞华丽、文采斐然，深得太宗赞叹与赏识，但太宗始终坚守用人原则，从未放松对官员德行的要求，终其一生都没有对许敬宗予以重用，足以可见太宗对用人标准的严格坚守与高度重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