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初年，历经秦末战乱与楚汉相争的社会经济百废待兴。汉高祖刘邦吸取秦亡教训，确立“黄老无为”为治国思想，推行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的政策。惠帝、吕后时期延续这一方针，减免赋税徭役，鼓励农业生产，社会秩序逐渐稳定。至文景二帝，更将休养生息政策推向极致：文帝废除连坐法、肉刑，减轻田租至“三十税一”；景帝平定“七国之乱”，巩固中央集权，同时继续轻徭薄赋，重视水利建设。

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，汉朝的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记载，至武帝初年，“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；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”。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，冶铁、纺织、造船等行业技术进步，丝绸之路的雏形开始出现。人口数量大幅增长，中央政府掌控的户籍人口超过三千万，为后续的军事扩张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与物力支撑。这一厚实的国力基础，成为汉武帝刘彻推行积极对外政策的底气所在。

公元前141年，刘彻即位，是为汉武帝。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，与汉初奉行“黄老无为”的统治者截然不同，他自幼接受儒学教育，胸怀“大一统”的政治理想，渴望改变汉朝长期以来对匈奴的被动防御局面。即位之初，刘彻便着手调整国家战略，任命窦婴为丞相、田蚡为太尉，重用董仲舒、公孙弘等儒学家，将儒学思想逐渐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，为其积极进取的政策提供理论支撑。

建元元年（前140年），刘彻召见天下贤良方正，董仲舒在《天人三策》中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主张“春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也”，强调中央集权与思想统一的重要性。这一主张深得刘彻认同，儒学中的“王道”“仁政”与“大一统”理念，成为他征伐四方、构建帝国秩序的思想武器。与此同时，刘彻开始整顿军备，改革兵役制度，提拔年轻将领，为军事扩张做准备。他深知，要实现“王者无外”的大一统局面，必须摆脱汉初的战略防御束缚，以积极的姿态开拓疆土。

刘彻开疆拓土的第一步，选择在相对弱小的南方。当时，南方的闽越、南越等割据政权虽名义上臣服汉朝，但时常相互攻伐，威胁汉朝南部边境的稳定。建元三年（前138年），闽越王郢攻打东瓯，东瓯向汉朝求救。刘彻力排众议，派严助率军从海路救援东瓯。汉军尚未抵达，闽越便闻风而退，东瓯王请求举国内迁，汉朝将其部众安置于江淮之间。建元六年（前135年），闽越王郢再次攻打南越，刘彻派王恢、韩安国率军出击。闽越内部发生政变，郢被其弟余善所杀，余善向汉朝请降，汉朝再次不战而胜。

两次出兵闽越的胜利，让刘彻初次体验到军事征伐的成就感，更坚定了他推行积极对外政策的决心。当时，淮南王刘安等宗室贵族反对出兵南方，认为“兵者凶器，不可不慎”。为统一思想，刘彻派严助向刘安传达自己的意志，严助在《谕淮南王书》中强调：“汉为天下宗，操杀生之柄，以制海内之命，危者望安，乱者卬治。”这句话清晰地阐明了刘彻的政治理念：汉朝是天下万国的宗主，拥有征伐四方、扶危平乱的天然使命与权力，其对外用兵的合法性便来源于此。这一宣示，标志着汉朝正式以“天下共主”的身份，开始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东亚国际秩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