察举制并非汉武帝首创，在汉文帝时期就已有雏形，但真正使其系统化、制度化，并成为汉代最主要的选官制度，则是在汉武帝时期。

多次下诏，广招贤良。

建元元年（前140年）十月，刚即位不久的汉武帝就下诏“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”，这是他亲政后第一次大规模招揽人才。

元光元年（前134年）五月，他再次下诏，要求各郡国举“贤良文学”之士，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就是在这次对策中，向汉武帝提出了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得到了采纳。

元光五年（前130年），汉武帝又一次下诏举贤良，进一步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范围。通过这一系列诏书，汉武帝向天下昭示了他求贤若渴的态度，也为朝廷选拔了如董仲舒、东方朔、公孙弘、严助等一大批优秀的政治人才和思想家。

确立岁举，孝廉成为核心。

元光元年（前134年）十一月，汉武帝下达了一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诏书：“初令郡国举孝、廉各一人。”这道诏书标志着察举制开始走向常态化和制度化。在此之前，察举多为临时下诏，而从这时起，要求各郡国每年都必须向中央举荐人才，“举孝廉”成为了一项固定的制度。

“孝”和“廉”是当时察举的两个核心标准。“孝”指孝敬父母、品行端正；“廉”指清正廉洁、克己奉公。起初是“举孝一人，举廉一人”，后来逐渐合并为“举孝廉一人”。被举荐的孝廉，经过考核后，一般会被授予郎官等职位，在中央或地方任职，然后根据其表现再逐步升迁。

这一制度的建立，为汉朝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的基层官员和后备力量，也使得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标准与选官制度紧密结合起来，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

三、恩威并施，严苛驭下：具有其“性严峻”的另一面。

然而，汉武帝的用人之道并非只有“不拘一格”的宽容和“唯才是举”的慷慨，其“性严峻”的一面同样十分突出。他对官员的要求极为苛刻，赏罚分明，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。

在他看来，“有才而不肯尽用，与无才同”。因此，对于那些不称职、不作为，或者欺骗、辜负自己信任的官吏，他从不姑息，动辄加以严惩，甚至诛杀。

这种严苛的态度，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在位期间丞相的高死亡率。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间，前后任用了十三位丞相，其结局之惨，令人咋舌：

病死四人（如公孙弘、石庆）

因罪免职四人（如许昌、薛泽）

因罪自杀二人（如李蔡、庄青翟）

处死三人（如窦婴、田蚡虽死因复杂，但死后家族被清算；江充虽非丞相，但作为亲信大臣，也被处死）

丞相作为百官之首，其命运尚且如此，其他官员的处境可想而知。史书记载，当时许多官员因小过或被牵连而下狱处死的，更是不计其数。

当时的名臣汲黯，性格耿直，敢于直言进谏。他曾为此劝谏汉武帝：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！”并指出他重用酷吏，滥杀无辜，导致“天下谓陛下为任刀笔吏，陛下不可闻也”。

然而，汉武帝对汲黯的劝谏并不以为然。他虽然敬重汲黯的忠诚，但在驭下严苛这一点上，始终没有改变。

他认为，只有通过这种高压手段，才能确保官吏们对自己绝对忠诚，才能有效推行自己的各项政策，防止官员们结党营私、贪赃枉法。

这种“恩威并施”的用人策略，一方面激励了许多有才能的人为了功名富贵而拼命效力，另一方面也在官僚队伍中造成了人人自危的紧张氛围。它既是汉武帝强化皇权的手段，也反映了其专制统治的残酷性。

总而言之，汉武帝刘彻的用人之道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。他既有打破常规、唯才是举的雄才大略和宽广胸襟，也有通过完善制度来广纳贤才的政治远见；既有对功臣名将慷慨封赏的一面，也有对官员严苛无情、动辄诛杀的冷酷一面。正是这种充满矛盾和张力的用人策略，塑造了一个人才辈出又充满政治风险的时代，也为他实现其宏伟的政治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，同时也埋下了许多政治隐患。